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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《京華煙云》,你對林語堂一無所知
發布日期:2019年06月05日   來源:中國新聞周刊  編輯:王曉萍

在他的論述中,

林語堂是足以探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問題的“棋子”

錢鎖橋版《林語堂傳》:“他是一個自由人”

中國新聞周刊記者/毛翊君

發于2019.6.3總第901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

中國現代作家里,林語堂是活躍于文壇大半個世紀的一位。因為最早用中文譯出“幽默”一詞,他在上世紀30年代轟動一時。至今,更多被大眾所知的是一部被改編成電視劇的小說《京華煙云》。而在學術領域,對他的研究始終沉寂。

很長的時間里,林語堂陷于爭議,其中有政治方面的原因,也有對幽默文學的褒貶不一。抗戰期間林語堂遠在海外,兩次回國逗留時間都有限,被質疑為脫離中國實際、不食人間煙火。

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漢學講座教授錢鎖橋用20年的研究,在新作《林語堂傳:中國文化重生之道》中論述,林語堂是足以探究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問題的“棋子”。比如,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,他在批評傳統文化的同時,也冷靜修正徹底反傳統的激烈論調,并成功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優勢輸出國門。

錢鎖橋認為,林語堂不僅是文學家,還是哲學家、批評家,以及發明中文打字機的科學家,“魯迅和胡適其實并不能和林語堂并稱,魯迅和胡適都是20世紀中國的,林語堂不僅是20世紀的,還屬于我們21世紀,不僅是中國的,還是世界的。” 錢鎖橋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
揭開被遮蔽的

1985年的深圳被粵語充斥,跳迪斯科的人留著長發,年輕人談詩和哲學,擺脫被灌輸在腦子里的東西,心比天高。22歲的常州人錢鎖橋剛從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畢業,到深圳大學外語系做外事秘書,周圍聚在一起的有很多詩人,大家聊黑格爾、海德格爾、薩特,感覺這樣的話題是前衛的。

偶然在書店隨意翻書時,錢鎖橋看到一個漢譯本《中國人》,原著《My Country and My People》的作者叫林語堂,是一位中國現代作家,可他從沒聽說過。“80年代實際上還是延續五四的話語。”他感覺,書中對中國、中國人的話語完全是一套新的說法,好像對中國文化有所批評和反思,但當時還不知道如何消化。

問題被暫時擱置,直到后來,因為機緣巧合進入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就讀,通過對中西方文化對比的研究,才慢慢理解這些。

追求新知識的80年代,譯書是頭等大事。一次,一位美國外教借了他一本《福柯——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》,他像發現了新世界。隨后,他把書譯成中文,譯稿拿去臺灣出版后,他給原著作者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伯特·德雷福斯和保羅·拉比諾寫信,說譯書之后受益匪淺,想去拜師讀博士,可自己是個學士,而且一分錢沒有。1990年,錢鎖橋如愿以償,被推薦到了伯克利大學比較文學系。

理論課程里,錢鎖橋選擇現代中國文學做主要研究方向,受福柯從當代角度抨擊西方知識體系的影響,他轉而關注中國的現代文化。起初,林語堂在政治方面的內容是他業余的興趣,在圖書館找出來隨意翻讀。

做亞美研究專業助教賺生活費的時候,錢鎖橋又在本科一年級英語教材里發現林語堂。這里面有兩種聲音,既把林語堂稱作華裔美國文學作家先驅,又對其“不以美國為歸依”的“政治不正確”猛烈攻擊。

這激起錢鎖橋對林語堂一探究竟的興致。從圖書館的“亞洲研究”和“美國研究”兩個分類里都能找林語堂的作品,通讀后,錢鎖橋終于意識到,林語堂在中國國內一直是被遮蔽的,他想去揭開。

“看中國現代的歷史,有知識分子各種言論,林語堂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個。”1994年上半年,錢鎖橋開始撰寫博士論文,定下林語堂的研究方向。借著短期擔任南師大外語系客座副教授的機會,錢鎖橋回國搜集資料。

這時的國內,對于林語堂,開始有了些許理性的研究。最初,是在個別高校中文專業的現代文學研究領域,研究魯迅的學者延伸出對林語堂的研究。林語堂的一些作品重新被翻譯、出版,“幽默文學”從戰爭年代的“墮落文學”慢慢開始被正視。錢鎖橋收集了所能找到的文章,內容并不算多。

1961年,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在美國用英文出版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里,關于林語堂的內容只有一頁。1983年,時任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系講師施建偉發表對幽默文學的看法,肯定之余,也批評過譽了“幽默”文學價值。錢鎖橋又在家鄉常州一家新華書店里,找見一本《林語堂在海外》,趕緊買回家拜讀,結果發現基本是照抄了林語堂女兒林太乙所寫的《林語堂傳》。

錢鎖橋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,這些資料都是在意識形態下對林語堂的界定,而沒有寫出真實的林語堂。

美國語境

論文最后寫得不算滿意,錢鎖橋覺得“只是從文本到文本”。關于中國上世紀30年代的資料表明,在1925年底,林語堂參加了“首都革命”的游行,也向警察扔了石頭。他發表批判北洋政府的言論,在1926年的“三·一八”慘案后,被政府列入第二批黑名單,而同在黑名單上的《京報》主編邵飄萍已被槍殺。國民革命后,林語堂不再熱衷革命,投入對“幽默”文學理論的研究,但也因此被批判為與民族危難的主流戰爭意識不相符。

而在美國能找到的內容,更多只是林語堂的英文作品,文本誕生的原因和背景他不得而知。“美國對三四十年代中國的研究,有幾本書,只是講美國人怎么看中國,比較泛。”錢鎖橋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寫完博士論文,錢鎖橋到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做了博士后研究員,接著研究華裔美國文學課題,算是從林語堂研究項目中延伸出來的。曾經結識的哈佛教授維爾納·所勒斯和其門下弟子尹曉煌對他的研究頗為支持。一次,尹曉煌告訴他,普林斯頓大學有一批莊臺公司的檔案,還沒人去看過,或許有用。莊臺公司是由哈佛畢業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華爾希創立的出版公司,林語堂的《吾國與吾民》等多部作品由其出版。華爾希和他的妻子、著名作家賽珍珠也是林語堂的重要朋友。錢鎖橋隨后用兩個月的時間,天天開車從曼哈頓到普林斯頓,查出他認為是最富增量的資料——流水賬一樣的文件里有諸多林語堂和華爾希、賽珍珠的往來信件,他一盒一盒地整理出來。

在中國長大的傳教士賽珍珠曾憑借創作小說《大地》,先后獲得普利策小說獎和美國歷史上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。小說描寫中國農民勤儉持家的生活,1931年通過莊臺公司在美國出版后,美國讀者反響激烈,但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遭到批判,林語堂則在自己的《論語》雜志上表示對賽珍珠的盛贊。之后,林語堂被朋友引薦與賽珍珠見面,成為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賽珍珠立馬寫信把林語堂推薦給了莊臺公司。

華爾希察覺到中國題材在美國有很好的出版市場,出版《大地》之后,準備策劃推出林語堂的《吾國與吾民》。這是本講中國文化和生活精髓的散文集。華爾希和賽珍珠通過寫信跟林語堂溝通編輯意見。起初,關于原稿第二章的內容——痛批中國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亂象,林語堂對是否刪去曾長時間猶豫不決,而華爾希非常喜歡,建議保留。在1934年7月到9月的信件里,林語堂先表示,“這一章,可都是赤裸裸的苦口,而且我也不想裹糖衣。”之后,他幾度考慮到政局不穩的原因,決定不發表,擔心被指責“不愛自己的國家”,并提及自己的好友也勸說不要發表。1935年3月15日,林語堂最終還是決定保留,意在“稍微刪改”挪作“結語”。

武漢的新文化陣地《國民新報》的嚴厲批評隨之而來,指責林語堂“賣國賣民”。林語堂在給華爾希的信中提到自己對此的感受,“我早就料到這種東西,自卑感強盛的中國‘愛國者’專利。”但林語堂還是怕將這部作品譯成中文,他告訴華爾希,“你能想象我用中文把書中寫的都說出來?那我還不被那般中學畢業的‘普羅作家’給碎尸萬段了?”

“因為信件不可能說假話,你就看到了他的整個生活方式、脾性,很多東西都是反映出來的。”錢鎖橋感到一下子開闊了眼界。但那個時候,錢鎖橋還沒想到要為林語堂寫一本傳記。

1999年,他去了趟臺北,到陽明山上的林語堂故居走了一次,發現沒人管理,資料散亂。2000年后,錢鎖橋到香港城市大學執教,碰上時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長龍應臺來訪問,錢鎖橋講了自己的研究,龍應臺邀請他到林語堂故居做駐館作家。

2004年,錢鎖橋在陽明山上待了一兩個月,把館里的資料整理了一遍,挖掘出一些有用的內容。“林語堂在美國的時候,出了一本書后,他就會付錢給一家公司,那個公司專門剪輯所有報刊上相關的評論給他,館里就有這么一疊資料,能看出美國媒體當時是怎么看林語堂的,這個是很重要的。”之后,他遇上臺灣民間做林語堂研究的秦賢次,對方分享了自己手頭的資源。

直到2009年,他回美國做訪問學者,終于完成了首部專著《Liberal Cosmopolitan: Lin Yutang and Middling Chinese Modernity》(《自由普世之困:林語堂與中國現代性中道》),并于2011年出版。

自由的延續

首部專著完成前,錢鎖橋開始想到要寫一部林語堂的傳記,“作為中國現代知識思想史的個案研究”。之前二十年所收獲的資料都成為積累。

作家東東槍在讀過錢鎖橋的《林語堂傳》后感慨,“一生愛慕自由、追尋自由、捍衛自由的作家林語堂其實從未曾自由。”而錢鎖橋覺得,林語堂有財務自由,也有學術言論自由,還能實踐跨行搞發明創作,這個才是真正的自由。

要說林語堂比較可惜的地方,錢鎖橋認為是其后期在美國應該寫出更好的作品,“不該寫那些為市場而寫的小說,但他要維持生計,是情有可原的。”林語堂投入十多萬美元成本制造“明快打字機”,最后因無人投產而欠下大筆債務,甚至變賣了公寓。“他是一個自由人、自由作家,那就得先掙錢養活自己,這是基本的,而不是靠官方養活。”錢鎖橋說。

對于自由,林語堂始終認為,在中國的傳統里有這一部分。他會舉出晚明袁宏道、李贄做例子,再追溯,還有蘇東坡。而林語堂在1947年完成的《蘇東坡傳》,被不少評論指出,將蘇東坡塑造得太過完美。錢鎖橋在寫林語堂傳記的過程中,理解林語堂的角度,“蘇東坡對他來講,是中國文化產生出來的一個最好的模板。而且這個模板,就是他寫出來的這樣的蘇東坡。在他看來,蘇東坡的精神是現代的、永存的,是在他身上得到的,就等于是延續的。這個就是自由精神。”

錢鎖橋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談及,林語堂創立的《論語》雜志社的一位助手后來回憶,說起林語堂在40年代回國時到重慶,整天談的是國際外交,根本不理解身處抗戰的重慶的文人是怎么樣的生活狀況。而錢鎖橋看來,“40年代,好多左翼包括巴金都寫得凄慘兮兮的,但是林語堂不是。可以說他的視野不在這,他關注的是國際外交,這個是決定戰爭最關鍵的作用。從這個角度講,他是在前沿。”

1940年2月,林語堂決定回國時,做過長久留下的打算。他在給華爾希的信件里講,要“作為一個普通個人回國,在后方從事建設工作,仍然保持一個作家的自由……”他想過“在《大公報》開一個英文專欄”“用英文寫個系列,叫做‘來自重慶的幽默’”。他也做了心理準備,“我想戰時肯定管制更嚴,但我可以接受,一切為了戰爭。不管怎樣,我也會用中文寫作了……”

只是,林語堂一家在“重慶大轟炸”時到達那里。之后,林語堂重新思考自己在戰時中國應該扮演什么角色,并就這個問題去信給宋美齡。三個月后,出于被動和主動的原因,他接受了“蔣介石侍衛室官員”的虛職頭銜,回到美國。

由于三十年身處海外,沒有直接處于中國的環境中,晚年歸國又是定居臺灣,林語堂的愛國情懷屢遭質疑。但錢鎖橋認為,林語堂永遠都是一個親歷者,“可以說,他在國內本身就是隔空觀察的。”出生于基督教背景的家庭,繼而在圣約翰大學受教育,經歷一個完整的西化成長環境之后,林語堂在畢業來到清華教書時意識到對傳統文化的彌補和鉆研——“所以他永遠是在兩邊世界當中。他是既生活在里面,同時又有一定的距離。這實際上是非常獨特的視角,中國現代性最需要的就是這樣一個視野。”

“敘述者永遠都是要選擇的。”就像林語堂寫《蘇東坡傳》的時候其實在寫自己,錢鎖橋對用諸多素材呈現出的林語堂,也進行了自己的選擇,“把自己的意識和東西放進去,也是很重要的。”

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19年第19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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